第五章　诚信——构建和谐社会的要素

诚信是为人处世之方
每个人都生活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例如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雇佣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及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等，而一个人要想有成功的事业，和谐的同事及朋友关系，都离不开良好的人际关系。
影响一个人的人际关系有很多因素，比如要具有一定的语言艺术，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同时还要懂得尊重别人等。美国学者安德森为此专门研究了影响人际关系的人格品质。在所有品格当中受人喜爱程度最高，排在序列最前面的六种人格品质是：真诚、诚实、理解、忠诚、真实、可信，它们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都同诚信有关；令人们厌恶程度最高、排在序列最后的几个品质是：说谎、假装、不老实等，也都与诚信有关。
由此可见，诚信的品质是一个人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最为关键的因素。很多人之所以被人尊敬、为人信赖，都是建立在待人诚信的基础之上的。
东汉时期，阎敞和第五常是好朋友。两人关系密切，交情深厚。阎敞为人端正，诚信无私，深得第五常敬佩。一天，第五常接到任命，即将到京城任职。因为路途遥远，且行程匆忙，钱物携带很不方便，于是第五常去找自己的好朋友阎敞，说自己即将到京城任职，想在阎敞这里寄存一百三十万贯钱，等安顿好了再取。阎敞非常愉快地答应了，还说：“我一定会为你妥善保管的，你放心去吧，你什么时候来取都成。”
于是，第五常就把一百三十万贯钱送到阎敞家中，阎敞当面把钱封存起来。临走前，第五常对阎敞说：“我那笔钱，兄长如果有需要，尽管用就是了。”
第五常到京后不久，京城突然爆发了瘟疫，第五常全家都不幸染上了病症，先后死去，只留下他的一个小孙子。第五常在临终的时候告诉小孙子，自己在阎敞那里存了三十万贯钱，让他去阎敞家中取出来维持生计。
第五常死后，他的小孙子虽然知道爷爷在家乡的阎敞爷爷家中寄存了很多钱，但因为年幼，且路途遥远，根本无法取回这笔钱，他只得靠他家在京城的亲戚朋友接济度日。
十几年过去了，第五常的小孙子长大成人了，为了安置家业，他想去找阎敞爷爷取回爷爷生前寄存在他那里的钱。不过他也觉得取回爷爷寄存的钱希望很渺茫，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说不定爷爷的钱早就被挥霍一空了。况且当年爷爷也没有和人家签订任何字据，空口无凭，人家会给钱吗？
但第五常的小孙子还是决定去拜见阎敞。第五常的小孙子见了阎敞，说起自己的爷爷第五常，阎敞才知道原来他是第五常兄弟的孙子。阎敞闻听第五常一家的不幸，回想起过去两个人的友情，百感交集。第五常的孙子还没有开口提钱的事情，阎敞就说：“你的生计暂时不要发愁，你爷爷当年在我这里存了一百三十万贯钱，你现在拿回去用吧。”
第五常的孙子一听，顿时愣住了，说：“爷爷说在您这里存了三十万贯钱，不是一百三十万贯钱啊！”于是，他就把爷爷临死前的话又说了一遍，问阎敞：“您是不是记错了？没有那么多吧？”
阎敞忙说：“没有错，没有错！孩子，我琢磨肯定是你爷爷在重病之中，头脑不清醒了，把话说错了。”说着，就到储藏室中把第五常存放的一百三十万贯钱搬了出来，亲手交给第五常的孙子。
第五常的孙子接过钱来，含泪告辞。他想：“阎敞爷爷不愧是我爷爷的好朋友。”后来阎敞的行为经第五常的孙子而传开，更深得当地民众的信赖。
西方有一句谚语：“你要别人如何待你，你就要如何待人。”无论彼此身为邻居、朋友、情人、家人、同事、师生……如果自己想被人们真心诚意围绕，自己就要先真心诚意地如此对待身旁的人们。以诚待人，能在人们之间建立起心灵沟通的媒介，通过它，打开对方的心灵，彼此之间形成相互信任的关系。
美国总统林肯在竞选总统时，对选民讲话时很注意诚信。他没有钱，竞选时没有坐专车，而是按普通乘客买票坐车，每到一站，朋友们就为他准备好一辆耕田用的马拉车。
他就站在马车上向选民们演说：“有人写信问我有多少财产，我有一位妻子和一个儿子，都是无价之宝。此外还租有一个办公室，室内有桌子一张，椅子三把，墙脚还有大书架一个。架子上的书值得每个人一读。我本人又穷又瘦，脸蛋很长，不会发福。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依靠，唯一可依靠的就是你们！”
林肯这些话给人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被称为“诚实的林肯”。他之所以能当选总统及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排在历届总统之首，甚至超过开国总统华盛顿，主要就是靠他的诚实。
待人真诚、言而有信的个性品质有利于人际吸引，有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维系和发展。而自私自利、虚伪狡诈、言而无信的个性品质会阻碍人际吸引，很难取信于人，非常不利于人际关系的建立和融洽。
曾仕强在《圆通的人际关系》中说，诚信是自古以来人们推崇的美德，在人际交往中，如果没有诚信，就会变成尔虞我诈、钩心斗角，那还有什么意思？因此，不论对待任何人、面对任何事，都要诚信以待，这样才能积累宽广的人脉，从而更好地为自己服务。
对于很多青少年来说，正是青春发育时期，生理的变化导致自己不希望再用孩童的方式去接触世界和处理事情，而希望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但是自己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行为规范，这导致很多青少年不能诚信地做人，更不能与别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说，人如果不讲信用，那他就不知道该怎样立身处世。“诚信”精神就是培养人的高尚道德情操，指引人们正确处理各种关系的重要道德准则。一个人以诚立身，就会做到公正无私、不偏不倚，讲究信用，就能守法、受约、取信于人，就能妥善处理好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所以，每一个青少年都要记住，要与同学、朋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一定要诚实、不欺骗、遵守诺言，这样就能得到同学、朋友的尊重和信任，从而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让自己感受到友情的可贵，让自己快乐地成长。

诚信是生活幸福之法
我们对这样的新闻已不陌生：老人被撞倒在地却无人敢扶。路人不愿扶的原因，是害怕老人反诬自己是肇事者。我们已经习惯了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猪肉、毒胶囊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牟取暴利，却罔顾群众的生命健康。我们的手机经常能收到五花八门的诈骗信息：“你中了大奖”、“你涉及犯罪活动”等等。当然，这些信息都是为了骗取钱财。此外，考试舞弊、学历造假、证件造假、虚报冒领等严重失信行为，广泛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社会诚信的缺失，表面看是“老实人吃亏，失信者获利”，但从长远看却是交往或交易的双方都将受到损失。那些制售“毒胶囊”的商贩，难保自己有一天不会吃到劣质的药品或食品，那些骗取别人钱财的人，难保自己永远不会成为被生活欺骗的对象。高尔基说过：“走正直诚实的生活道路，定会有一个问心无愧的归宿。”而因为失信搭上的良心谴责、提心吊胆，根本无法用钱来加以衡量。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会使沟通、交往、交易的运行成本增加，人们时时刻刻都提防着对方，不可能把精力集中在劳动生产上，也不可能共同去构建和谐社会。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巨大的物质刺激，使一些人的价值观混乱，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唯利是图的思想大行其道，这是导致社会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牟利本无可厚非，但必须在法律和道德的范围之内行事。然而一些人不愿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表现出各种唯利是图的做法。在这些人看来，欺骗的“坏处”比不了金钱的“好处”。这种“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是非常错误的，只顾个人私利，必然损害他人、集体、社会乃至国家的利益，到头来诚信缺失者也会自食其果。
解决社会诚信缺失问题非一日之功，需要社会每一个成员的不懈努力。各级政府在解决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上必须以身作则，带头讲诚信，带头遵守法律法规；全社会的诚信是一个整体，政府讲诚信可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必须高度重视法律和制度在建设社会诚信中的作用。法律和制度是对人们行为的强制性规范，它们使得任何个人或部门机构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侵犯别人的合法利益，制订并严格执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将会有效地制止社会失信的现象。
大力建设社会诚信，必要而迫切，因为这是在构建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础，让我们的生活能多一些信任、多一些互助、多一些温暖、多一些平静和坦然。

诚信是道德建设之基
一个诚信的人，是一个胸怀坦荡的人，是一个有高尚品德的人。“无诚则无德，无信事难成”。在社会主义文明高度发展、人与人相处难见真情的今天，诚信品质尤为重要。
诚信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生存的必备条件。一个国家政权的真正强大，并不完全取决于财政收入，也不完全取决于军队的力量，而是取决于社会的品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品质是诚信。诚信的社会品质，是一个民族强大的动力源泉。高尚的品格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魅力所在，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走向强大的理由。
诚信是上天赐给世人的一种考验。有许多人不能通过这场考验，逃匿了；也有许多人通过了这场考验，戴上了桂冠。逃匿的人随这时间的消逝而消逝，没留下些什么；通过得人也会消逝，但他们却仍活在人们的心中，人们会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诚信是道德建设的根本，也是非常宝贵的资源。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整体，诚信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古人眼里的“一诺千金”可以说价值连城。缺少了诚信这种宝贵的资源，人们的能力、智慧、正直、善良之心就难以维护，这个人乃至这个社会也就缺少了存在的依据和发展的空间。试想，如果社会缺失了诚信，每个成员都将生活在恐惧、步履小心的怀疑境地：早上起床吃早餐你会问，牛奶是不是病奶牛产的？包子里面的肉是否可靠？听到某著名公司产值大增的新闻报道，你不禁要问是媒体虚假宣传还是公司的战略浮夸？去银行存钱，营业员把你递的钱从验钞机里过了一遍又一遍，看是否有假币；去超市买东西，对找你的钱看了又看，担心遭到暗算……
“人不信于一时，则不信于一世”。诚信对一个人而言，有时候与眼前利益相斥，很多人缺失一种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诚信。实际上，诚信只有一次，只要你有一次丧失了诚信，你的信任度就会下降，甚至还会出现信任危机。然而，在我们身边缺失诚信的事情却时有发生：虚假广告横行天下；劣质商品充斥市场；考生作弊现象严重；“豆腐渣”工程造成无数人间悲剧等等。难怪时常有人对某些真实的消息产生怀疑，甚至有调查显示，“信用危机”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
“重诺守信，人必近之；狡诈欺蒙，人必远之”。我们应该远离尔虞我诈，圆滑世故，多一份真诚，多一点信任，脚踏一方诚信的净土，浇灌出人生最美丽的花朵。
愿我们所有的人都把诚信之心携带在人生的道路上，让诚信的人生散发出金子般的人格光芒，夯筑起人生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诚信是企业发展之本
诚信乃为人之道，立身之本，也是企业精神的第一要素。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外部监管难以到位，法制不健全等原因，社会上弄虚作假、坑蒙欺诈、假冒伪劣、偷税逃税、赖账废债等现象仍屡打不绝。为维护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为保护国家和人们的利益不受损失，人们强烈呼吁诚信建设。
企业健康发展须臾离不了诚信，企业失信造成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一是失信导致其社会信用下降，造成社会经济秩序混乱。为避免受骗，不少企业在市场活动中不得不采取以货易货、现金交易等与社会发展潮流相逆的交易方式，严重阻碍了大生产、大流通和市场经济发展。二是企业对银行还款的“拖欠”，致使银行经营状况不断恶化，影响金融系统的安全运行。由于信用保障体系脆弱，银行贷款慎之又慎，致使中小企业融资十分困难，银行、企业吃尽苦头。三是消费者、企业和地方经济均受到影响。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使广大消费者深受其害，守法企业和名牌产品形象和正当经营受到严重干扰。失信已成为当今文明社会和市场经济中一大公害。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立诚信文化中，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建设诚信文化，塑造诚信形象，企业第一要务就是强调行为自律。市场经济既是竞争经济、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信用经济。诚信经营是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道德要求，也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制胜法宝和成功之道。在企业要深入开展诚实守信教育活动，把“明礼诚信”作为企业的基本道德规范，大力倡导讲信用、重信誉、平等竞争、公平交易的道德风尚。要把建设企业诚信文化作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作为企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凝聚人心，激励员工，为企业的诚信经营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建设诚信文化，塑造诚信形象，必须引导企业树立先进的企业价值观和正确的经营理念。精明的企业家信奉“信誉比金子贵”，最难挣的不是金钱，而是信誉。企业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决定企业的经营方式。现代企业竞争，已从产品竞争上升到了企业形象竞争，企业信用是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企业要加强信用制度建设，使诚实守信渗透到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深入到企业文化的核心。
建设诚信文化，塑造诚信形象，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企业的经营理念，是通过企业员工的言行来实现的。因此，建设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是建设企业诚信文化、塑造企业诚信形象的基础工作。企业家应该充分认识自己肩负的社会重任，率先垂范，做一个建设企业诚信文化、塑造企业诚信形象的模范带头人。
建设诚信文化，塑造诚信形象，仅靠企业自律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对企业的他律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尤其针对当前存在的“失信得利”的现象，社会对企业的他律显得更为重要。社会对企业诚信的他律，要形成制度，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建立起信用评估、信息发布的网络化公众信用查询体系，使守信者畅行天下，失信者寸步难行。
建设企业诚信文化，塑造企业诚信形象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有德治的内容，也有法治的要求。我们要从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高度，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依靠企业自身努力，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诚信文化体系，在全球展示中国社会主义企业良好的诚信形象，使中国企业在国际经济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媒体是联系政府与企业和消费者的桥梁和纽带，要充分发挥优势和宣传功能，为促进企业诚信经营、建设企业诚信文化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对有违于市场诚信的企业行为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评，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

诚信是国家兴盛之道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诚信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而且是国家兴旺发达之基。
《左传》明确指出，“信”为国之宝。孔子在“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之中，宁肯“去兵”、“去食”，也要坚持保留“民信”；，但不能去信，强调“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吕氏春秋》在全面总结先秦儒家观点基础上，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惟信乎？”这段论述说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只能建立在整个社会普遍讲求诚信的基础之上。
另据《新序·杂事》记载：战国时楚国有个非常善于相面的人，他相人从来都没有失误。而且他与别人相面不同，别人是根据“骨相”、“手纹”来进行推测，而他“能观人之交”。楚庄王听说便派人召他来，问他相人为何如此准确？他答道：“臣非能相人，能观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者孝悌，笃谨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谓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诚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职日进，此所谓吉士也。主明臣贤，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事正谏，如此者，国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谓吉主也。”楚庄王听了此番话，高兴地说说：“善！”于是招聘四方贤士，亲近贤者，因而得到孙叔敖、子重等贤臣辅佐，终于建立霸业。
讲究诚信与国家兴旺发达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通过两个王朝的例子可以得到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秦朝的兴起。秦国强大从变法开始。而主张改革变法的商鞅，在他推行变法过程中，就是从秦国树立诚信开始的。
春秋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浮躁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诺：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10金。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没人肯出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50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他50金。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商鞅接下来的变法就很快在秦国推广开来。新法使秦国渐渐强盛，最终统一了中国。
而同样在商鞅“立木为信”的地方，在早它400年以前，却曾发生过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
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周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诸侯率领兵将匆匆赶到，当得知君王命令点燃烽火，只为博妻一笑时，个个心中不平，愤然离去。周幽王点燃烽火，逗笑了褒姒，但也在诸侯面前丧失了诚信，最终受到了沉重的惩罚。5年后，西夷犬戎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他们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结果幽王被逼自刎而褒姒也被俘虏。
一个“立木取信”，一诺千金；一个帝王无信，玩“狼来了”的游戏。前者变法成功，国强势壮；后者自取其辱，身死国亡。可见，“信”对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秦国的强大，并非商鞅一人的功劳，而是与当时秦朝所实行的一项人事制度有关。这项人事制度同样是以诚信为基础的，它就是客卿制。客卿制先后经历了秦孝公、惠王、武王、昭襄王、秦王政五届国君，终致秦国强大无敌。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日绳秦之贵公子”，而能得到秦王支持，不能不说与当时秦朝奉行讲究诚信、用人不疑有很大关系。孝公临终前，甚至产生过“欲传商君”的念头。
国家因讲诚信而强大起来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唐朝。贞观初，有人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说：“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也？”对道：“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对封德彝说：“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谓上书人道：“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以欲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李世民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次，李世民向来自隋廷的本朝大臣萧瑀问隋文帝是一位怎样的君主，于是双方有了下面这样一段对话：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唯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众所周知，这里讲到的隋文帝，是杨坚。公元581年，杨坚从7岁的外甥北周静帝宇文阐那里轻松地夺得政权，代周自立，国号隋。到589年灭陈，完成统一。杨坚恐得国太易，人心不服，上台后很俭朴，很知道珍惜国力，严肃吏治，使中国很快就恢复了应有的强大。他在位24年，《隋书》对他评价很高，说他：“躬节俭，平徭赋，仓禀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和其他许多当皇帝的比较起来，杨坚当皇帝，应该属于干得不错的。但李世民仍从他多疑擅权的个性中，看到了隋朝终因不讲诚信而亡的深层原因。
唐太宗能够推行诚信，与大臣的劝谏也不无关系。贞观十年，魏征上书说：“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天下无二心，德礼行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然则言而不信，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接着说：“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勤，未觑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謇谔之辈，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为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为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忧。正臣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荧惑视听，鬰于大道，妨政损德，其在此乎？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私佞，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治，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可未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
太宗览疏叹曰：“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皇帝以诚待臣下，臣下以诚待皇帝，这在唐朝蔚然成风。
有一次，唐高宗来到濮阳，窦德玄和其他大臣骑马跟随在后。高宗问：“濮阳又叫帝丘，是怎么回事呢？”窦德玄诚实地说答不出来，另一个大臣许敬宗从后面策马上来，回答说：“从前古帝王瑞顼在这里住过，所以叫帝丘。”高宗称赞答得好。
许敬宗退下后对别人说：“大臣不可以没有学问，窦德玄回答不出，我实在为他害臊。”窦德玄听了这话，说：“每个人都有自己能做到和做不到的事，我不勉强回答自己不知道的事，这才是我能够做到的。”唐之所以强盛有很多原因，君臣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任，也是原因之一。
由以上种种事例，可见诚信之道也是治国之道。

诚信是社会和谐之要
诚信是社会公共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它既是个人的道德品性，也是社会交往中应该遵循的伦理准则，还是一项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原则。诚信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个人诚信品性的提高和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弘扬中华民族崇尚诚信的伦理精神，有助于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从人的品性角度看，作为一种德性，诚信的有无、讲诚信程度的高低，体现着不同的个人在道德修养上的差距；而是否做一个讲诚信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做一个讲诚信的人，取决于个人对道德价值的理解、有赖于个人在生活中对诚信的自觉体认和实践。个人的诚信意识和诚信实践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虽然一个社会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做“圣人”，但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起码的道德素质应该具备。诚信作为公民的基本道德要求，在个人道德品性的养成及其人生历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 是否具有讲诚信的美德，对公民自身的人格形象影响巨大。公民讲不讲诚信是其在社会生活和日常交往中是否具有信誉度的体现，并进而影响公民自身的人格形象。当一个公民被他人和社会视为无诚信或低诚信之人的时候，其道德品性上的负面形象会破坏他（她）在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交往关系，而无诚信或低诚信的社会评价也将对其一生的生活道路产生无可估量的损失。
2. 是否具有诚信品性，是公民能否承担社会角色的道德基础。每个公民都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不可能脱离与他人和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而生存和发展，既享有着公民应有的各项权利，同样也必须履行公民应尽的各项义务。因此，公民是否具有诚信品性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公民自己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公民要接受作为社会成员这样的角色，并承担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就必须讲诚信。这是由公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伦理关系所决定的。
3. 是否做一个诚信的人，是公民职业素质水准高低的标志之一。在社会生活交往中，公民的行为不仅仅代表个人，还代表着其所在的部门、单位或组织。如果公民在履行职务行为时，不能诚实守信或是出尔反尔，那么在这个公民代表部门、单位或组织与社会其他成员打交道时，就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当然也就无法与其他的个人、部门、单位或组织进行顺利的交往活动，也就不能实现其职业和职务所要求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诚实守信不仅是公民个人的道德品性，它还是公民职业道德的一种表现。
只有认识到诚信对个人道德品性养成的重要意义，才能自觉地践行诚信美德，而诚信本身所内含的“诚意”也是提高道德素质的一种修养方法。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正心诚意”和“反身而诚”在个人道德修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修德的关键是有一颗诚心和一份诚意，诚意所达到的程度决定了个人修德所能达到的高度。这就进一步表明了诚信和道德修养的内在关系。古人的一些格言警句就表达了诚信在个人道德修养中的巨大作用，如“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诚心未至；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只怕立志不坚。”
诚信不仅是公民的一种美德，从社会伦理的角度看，诚信还是规范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伦理准则。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有着多样的伦理关系，小到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关系，大到公民之间的公共生活交往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公民生活于其间的社会伦理环境。在处理这些交往关系时，诚信是基本的伦理准则和要求。
1. 诚信是人们社会交往的基础。诚信的伦理意义体现在处理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之中，由交往关系而产生诚信伦理关系，维系这种伦理关系的基础是，公民个人把自己的信任或信赖寄托在与其发生交往的他人的正直和忠实之上。因此，信用的核心在于信任，一方面是指主观上自身是否具有值得他人对其履行义务能力给以信任的因素，包括诚实、守信的良好品格等人格方面的因素与资本状况、生产能力等财产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指其履行义务能力在客观上能为他人所信任的程度，是来自社会的评价。古代思想家荀子不仅把诚信看着是朋友伦理、交往伦理的规范，而且更强调诚信是所有伦理关系的根本，没有了诚信，社会的伦理关系就很难成立。荀子有一句名言，“耻不信，不耻不见信。”其意是说，耻于自己不能有诚信，不耻于不被别人诚信。这是对自身如何讲诚信的一种理解，即先检查和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讲诚信，要从自己做起。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能够有“耻不信”的意识，那么，社会的诚信“链条”就可以建立起来。
2. 日常生活交往的诚信伦理。在日常交往关系中，公民所面对的是与自己熟识的家人、亲戚、朋友或同事等，这样的交往关系属于“熟人圈”的伦理关系。与这些“熟人”进行交往活动时能不能做到诚信，是人们首先遇到的伦理问题。一般认为，对“熟人”讲诚信似乎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彼此熟悉，信任在交往中可以自然形成，一旦失信就会破坏原有的熟悉的信任关系，其后果是能够直接感受到的。在人们的常识中，“熟人”之间的诚信应该是经得住考验的。但是，这种建立在亲情和友情基础上的“熟人”诚信伦理，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却受到了挑战，社会经济生活中“杀熟”的失信现象屡见不鲜，这一现象的发生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人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个人利益，即使破坏亲情和友情亦在所不惜。而当“熟人”之间的诚信也遇到经济利益的冲击时，整个社会的诚信状况更令人忧虑。因此，处理好建立在亲情和友情基础上的人际伦理关系，稳定和加固亲朋好友之间的相互诚信，是建立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础环节。
3. 公共生活交往中的诚信伦理。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公民在公共生活中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公民不仅要与自己熟悉的人交往，还要与更多的“陌生人”发生联系。这种因交往范围的扩大而变得复杂起来的人际网络，不同于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主要以亲情和友情这种“人情”纽带发展起来的人际关系，它为扩展公民的诚信交往提供了相当大的社会空间。由于交往关系突破了“人情”的界限，公民之间相互尊重人格和权利，人和人之间组成了相互依赖的道德共同体，这就使得社会的道德状况成为全体公民共同关注的事情。诚信作为道德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公共生活交往中的价值和作用也更加显现出来。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诚信既包括“熟人”之间的彼此诚信，也包括对“陌生人”的诚信。仅仅对“熟人”讲诚信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参与公共生活交往的一员，公民的伦理素质更体现在“陌生人”的诚信上。公共生活交往关系中诚信的培育和发展，是现代民主社会对公民的道德要求，也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运行秩序的伦理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