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纠葛不清的谜案

大自然间的万事万物都充满了神秘感，人类历史就更是扑朔迷离、纠葛不清。带着对历史的好奇心，我们不断探寻着历史难以揭开的秘密，向着终极目标一步步靠近，相信那些纠葛不清的历史谜案终将浮出水面。德国“国会纵火案”原委
1933年2月27日晚，柏林国会大厦突然笼罩在浓烟和火光之中。尽管消防队很快赶到，大厦的会议大厅仍然在火焰中完全化为了灰烬。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国会纵火案”。此事虽然时隔几十年了，但是这场纵火案的案犯是谁还依然是个谜。1933年2月27日晚上9点多钟，德国首都柏林繁忙了一天的街道上开始渐渐安静下来。这时柏林共和广场西侧的国会大厦突然起火。顷刻间，浓烟滚滚，烈焰冲天，火舌吞噬了国会大厦的中央圆顶，火光映红了寂静的夜空，这座整整花了十年时间建成的巨大建筑物遭到了严重破坏。大火震惊了全世界。德国首都柏林国会大厦
排字工维尔纳·塔拉是国会大火的第一位目击者。在国会着火的一刹那，他看到有个人影在火光中跑动，便立刻向一个往南侧走的警察报告，但对方并没有理睬他。他接着向北跑，碰上了匆忙赶来的一名警察和其他目击者，随即他们向警察局报了火警。9点15分，勃兰登堡凯旋门派出所就接到了一位民间人士的火警报告，巡查部长拉泰特立即带了两名警察驱车直奔国会大厦。几乎同时，林登街的消防总署也接到报告，离国会大厦较近的第六和第七消防队马上出动。这时，柏林城里的所有人都被这长鸣的警笛惊醒了。拉泰特指挥消防车本来打算从南侧的二号便门进入国会大厦，但这个便门关着，只好绕到五号便门进去，这时国会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也来了。他们急匆匆地进入国会大厦，发现大厦西部烟雾腾腾，便往那儿跑去。拉泰特还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火石，并且闻到一股焦糊味。凭借着多年来的工作经验，拉泰特断定这次着火事件一定是人为纵火，于是拉泰特便带着一名警察跑出五号便门，向其他部门请求支援。国会守卫长带着另一名警察边继续察看火势边扑火。当他们来到大厦东南部的“俾斯麦厅”时，有一个人看到他们之后扭头准备溜走，国会守卫长看这人十分可疑，于是俩人立即追上去，端枪命令那个可疑人站住，否则就要开枪。那个可疑人听到恐吓之后马上就止步。国会守卫长问道：“为什么要放火？”那位可疑人物激动地说：“这是信号！是革命的烽火！”经过对那位可疑人物进行一番搜查之后，发现了一些传单和一个护照，传单上印的是德国共产党发行的《阶级斗争》。护照上除了贴有一张照片以外，还写着“玛丽努斯·范·德·卢贝，1909年1月13日生，莱登·荷兰”。到了9点30分至45分，议会厅的火势达到高潮，十公里以外，都能看到从房顶冒出的火焰和浓烟。直到11点，在消防人员的极力扑救下，大火才被扑灭。后来的刑警，在政治警察部长鲁道夫·狄尔斯的指挥下，开始了侦察。刑警们向国会大厦的守卫、职员和闻讯赶来的纳粹党议员询问情况。结果从守卫温特那里得知，是共产党议员托格勒和凯念最后离开的国会大厦。纳粹党议员提供的证言则是：“当天上午，托格勒会见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共产党议员团办公室许多人进进出出，很忙乱。”几分钟后，德国总理希特勒和宣传部长戈培尔来到现场。希特勒对一旁的外国记者说道：“这是神的指示，我们要消灭共产党人！”当夜，德国政府发表通告宣布是共产党人放火烧了国会大厦，并声称纳粹冲锋队在现场抓到的一个名叫卢贝的荷兰“共产党员”是“纵火犯”。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以此为契机，嫁祸给共产党。第二天，纳粹党按照事先已拟好的名单，在全国范围内大肆逮捕一切反法西斯人士和共产党人。盖世太保（秘密警察）横行无忌，到处抓人、杀人，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人、和平主义者、进步知识分子、律师和新闻记者被逮捕。其中包括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同时被捕的还有保加利亚共产党活动家布拉戈伊·波波夫和瓦西里塔内夫。连正在德国的共产国际西欧局领导、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席席格·季米特洛夫和另外两名保共活动家也遭到逮捕。发生纵火案的第二天，德国共产党议员团团长托格勒去柏林警察厅说明情况，谁知他刚到就被作为纵火嫌疑犯立即逮捕。德国根据魏玛刑法规定，警察对有犯罪嫌疑的人，只能拘留二十四小时。可是，纳粹政府刚上台便修改了这项规定，改成可以拘留三个月，只是加了一个条件，即被拘留者如有不服，有权上诉到法院。一时间，整个德国都笼罩在了白色恐怖之中，德国上空阴云密布。９月，纳粹分子宣布在莱比锡法庭公开审理这个案件。但是在法庭上，“纵火犯”卢贝当众表示：他根本不认识季米特洛夫，也从未与他有过任何联系。审判的幕后策划者们只好叫纳粹头子戈林和戈培尔出庭作证，但也于事无补。无可奈何之下，最后只得宣布季米特洛夫等四人无罪释放。嫁祸给共产党的阴谋最终失败了。希特勒但是，在开庭的前一天，世界许多新闻工作者和进步律师组成的“国际调查委员会”，公布了大量人证物证，证明被控告的共产党人无罪，并提出有根据的怀疑：国会大厦是纳粹党领导人烧的，或是在他们指使下烧的。而且欧美的一些专家也一直没有停止对国会纵火案的调查。他们四处搜寻相关资料，从多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结果获得了不同的结论：瑞士伯尔尼大学历史系主任瓦尔特·霍菲尔指出：“国会纵火案”真正元凶原来是纳粹头子希特勒，他的指导思想是“伟大的政治家必须会撒大谎”，为了找到打击共产党人的借口，于是就派冲锋队长恩斯特等人，从戈林住宅通向国会大厦的秘密地下通道里事先运进了汽油等易燃物，他们唆使卢贝向国会大厦放火，同时自己却从秘密通道进入国会大厦，并在议会大厅点燃了易燃物。就当卢贝迷失方向，在国会大厦内四处乱窜的时候，真正的纵火犯已从原路偷偷撤走了，留下的卢贝被当作替罪羊被抓获，还被诬蔑为是共产党指派的纵火者。这完完全全就是希特勒在自编自演的一场以假乱真的闹剧。很显然，这是个蓄谋已久的阴谋。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德国政局动荡不定。希特勒抓住时机，用蛊惑人心的口号煽起一部分德国资产阶级的复仇心理和反对共产主义情绪。1933年初，希特勒骗取了资产阶级信任，担任总理，建立了法西斯军事专制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加紧实行自己的侵略战争政策。因此，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希特勒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就在于实现他的独裁政策。可是不久，1962年一位名叫弗里茨·托比亚斯的法学家写了一本《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神话和事实》的书。在书中他提出，荷兰青年卢贝是一位无所事事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他一个人单独放火焚烧国会大厦的，他与纳粹党和共产党都无瓜葛。出事的那天晚上，他偷偷进入国会大厦，并用几根木炭点燃了国会大厦。在书中，托比亚斯做出结论：“这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预谋。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纯属偶发事件，是一个谬误掀起了这轩然大波，并导致了以后的迫害浪潮。”这一结论在欧美史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则持否定态度。对立的两派史学家对此争论不休，竟然发展到互相指责、谩骂的地步。1968年，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等人组成了一个卢森堡“1933～1945年独裁统治研究委员会”，分别在1972年和1978年提交了两份文件汇编集，表明一些国际上著名的史学家，用确凿的证据和大量的史料，再次证实这次“国会大厦纵火案”的导演不是别人，而恰恰是纳粹党。1979年，在联邦德国颇有影响的《时代周报》上，托比亚斯和他的盟友汉斯·莫姆森等教授刊登了《还历史本来面目——论有关“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的向壁虚造》一文，文中对纳粹纵火提出了反驳。他们认为：卢森堡委员会的总秘书长爱德华·卡里斯，是在非常可疑的情况下取得博士学位并成为教授的。他采取不正当的学术手段，胡编乱造，虚构历史。他在1968年出版的《剥掉假面具》一书是肆意伪造历史的无耻之作，其中所提及的资料纯属子虚乌有。1968年初，托比亚斯等教授又出版了一本文集，继续指责卢森堡委员会出版的文集是凭空捏造、无稽之谈，委员会的教授们心中有鬼，不敢出示原始文件。卢森堡委员会的教授们也对托比亚斯和他的盟友汉斯·莫姆森所说的诋毁言语表示反驳，并且他们公开邀请荷兰著名的历史学家、自己的论争对象——路易·德·琼前来核实有关档案材料，还向外公布欢迎任何人来查实已发表的文本。至此，国会纵火案的真正纵火者到底是谁，还没有一个真正能让人信服的解释来说明。不管怎么样，国会大厦着火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并且最重要的是希特勒利用“国会纵火案”控制全国的目的暂时达到了。行刺里根事件
与历次刺杀美国总统的事件相比，这一次没有阴谋、没有政变、没有死亡，甚至因为刺杀者作案动机的单纯和执迷，为整个事件平添了一丝浪漫的色彩和充满戏剧性。1981年3月30日，里根前往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他是应美国“劳联—产联”建筑工会的邀请，前去对数千名工会代表发表讲话的。讲演完毕，里根走出饭店。他笑容满面，向马路对面的人群频频挥手。一位美联社记者叫住他想提问，白宫新闻秘书布雷迪走过来，要帮助总统回答记者的问题。就在这时，一个金发青年拔出左轮手枪，向里根总统射击了六发爆炸性子弹。枪声响后，白宫特工人员麦卡锡迅速扑向凶手，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总统，从而使最后几枪都打偏了。受伤的里根被送往附近医院抢救。其实，子弹并没有直接击中他，而是打在防弹车上反弹进他的胸部，击断了第七根肋骨后钻进左肺叶离心脏仅3厘米的地方。总统新闻秘书布雷迪、特工麦卡锡和警官德莱汉蒂都被击中非要害部位。现场立即乱作一团，但六名保镖和警察还是在距离总统坐车不到十米的人群中，发现了刺杀者。遂将其团团围住，并一举抓获。里根总统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美国前总统里根行刺里根事件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新闻，刺客约翰·欣克利的名字几乎出现在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不少人怀疑这次刺杀行动是与里根意见相悖的政党雇佣杀手所为，但调查结果表明，约翰·欣克利根本不关心政治，他刺杀美国总统的原因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经审讯，得知这名叫约翰·欣克利的罪犯，刺杀总统的目的只是为了赢得女演员朱迪·福斯特的芳心。福斯特因在电影《出租汽车司机》中扮演一个妓女而名声大振。影片描写了一个孤独的出租汽车司机，为了表达对那个妓女的爱情，而去刺杀一位总统候选人。欣克利十分崇拜福斯特，给她写信、打电话，百般纠缠。但福斯特一次也没见他，因此，他决定用刺杀总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来博得福斯特的尊敬和爱情。法官认为约翰·欣克利的精神异常，一个正常人无论爱上谁，想引起谁的注意都不会拿着手枪去刺杀总统。法院请来精神病医生为欣克利做测试检查，最后医生确定他患有精神错乱症、抑郁症和妄想症，并且具有攻击性和伤害性。法院也因约翰·欣克利精神有问题而判他无罪。为防止欣克利对自己或其他人造成危险，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对其进行禁锢治疗。约翰·欣克利刺杀美国总统后就因为被诊断患有精神异常症而被判无罪，里根的家人与拥护者们都觉得难以接受。虽然刺杀未遂，但是里根总统中过枪的肺部时常会在阴雨天隐隐作痛。有记者采访欣克利后得知，他的枕头下珍藏着二十张朱迪·福斯特的照片。而女明星朱迪·福斯特听到这个事件后吓得脸色苍白，摇着头说：“这太可怕了，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伤害人的行为总是愚蠢的行为。我并不因此感动，除了觉得可怕还是可怕。”由于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约翰·欣克利在干了愚蠢的行刺之后就这样逍遥法外，这实在是难免让人有些不快。精神科的大夫们就在约翰·欣克利做诊断工作后的一年内却都先后的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辞去了工作，并且都离开了华盛顿。据说有人在夏威夷看到其中某位医生悠闲地在豪华别墅里看风景。一位对此案持怀疑态度的侦探彼得也曾经调查过约翰·欣克利。彼得发现他从小就循规蹈矩，没有做过任何有违常理的事情，与家人也相处和睦。一般来说，患有精神病的人家庭都不幸福，或者他遭遇过某些不幸。调查结果表明，约翰·欣克利没有遭遇过任何突发事件，他除了爱收集一些小古董之外，平常不吸烟，不喝酒，心地善良，经常得到老板的夸奖，并被同事们喜爱。像这样老实厚道的人很难想象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举动从约翰·欣克利的口供记录中，警方得到了两个疑点：第一，欣克利说刺杀里根总统所用的手枪是他自己买的，但说不清楚购买地点。正当警方准备对两大疑点进行深入调查时，医生们的诊断书确认约翰·欣克利精神错乱。第二，当警官亨利询问欣克利，朱迪·福斯特演过哪些电影时，欣克利想了近十五分钟才说出两部电影的名字。警官亨利认为，假如他真是迷恋朱迪，那么对她所参加演出的电影一定都记得非常清楚才合理。这两点并不能都用约翰·欣克利的精神异常来解释，因为其中有很多不合理性。于是，这场审讯也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警方就把这次审讯暂时中止。侦探彼得不仅对约翰·欣克利的口供进行了查阅，而且还对其最近一个月里的各项活动进行了深入调查。经调查发现，欣克利在案发前两周每天都会光顾一家古董小店，每次在小店里的逗留时间都在两小时以上。彼得觉得这家古董店有些可疑，当他前去查探时，小店已经转让给出售摩托车配件的老板莫利。通过与新任老板莫利的交谈，彼得得知古董小店的老板名叫查利·布朗，四十多岁。布朗在半月前以很低的价格将店面转让给了莫利，然后离开了华盛顿。之后，彼得又请警察局的好友瑞克协助调查查利·布朗。经过几番周折之后，得知六年前布朗来到了华盛顿并且进入了圣伊丽莎白医院精神科做大夫，在该医院任职两年后便辞职，后来自己开起了一家古董店。那么，这位布朗先生与欣克利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彼得侦探也开始摸不着头脑了。就在此时，瑞克又将刚刚得到的第二份资料交给了彼得。这份资料记载了布朗在圣伊丽莎白医院精神科做医生时的有关记录。其中有一条吸引了彼得的注意，查利·布朗医生曾经对抑郁症和健忘症患者使用催眠术治疗成功，从而获得圣伊丽莎白医院院长颁发的荣誉奖章和1500美元的奖金。看到这一点，彼得异常兴奋，他从这份资料中似乎已经能够明白什么了！彼得就催眠术的问题咨询了精神科资深教授雷诺。雷诺教授认为，使用催眠术使时间倒退是目前唤起被抑制的记忆最为可靠的方法，他可以对健忘症、抑郁症、狂躁症的治疗有很大帮助。经彼得询问，得知催眠术除了能够起到治疗的作用之外，能否控制一个正常人的神志，令他接受指令去完成某件事情呢?雷诺教授想了想后回答说，催眠术的确对精神和心理治疗有奇效，但也能造成被催眠者的大脑对自己的行为意识无法支配。一个精通催眠术的医生想控制一个没有提防意识并且意志力薄弱的人是很容易的。但是遗憾的是正当彼得要对刺杀里根案件进行深入调查的时候，却突然死于一场车祸，因此，调查就这样终止了。彼得的好友瑞克对彼得生前的资料汇总后，得出了以下的推断：行刺里根的整个过程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查利·布朗也许就是这个案件的主谋，或者是受雇于某个组织的同谋。他利用古董店老板的身份作掩护，对经常光顾小店的客人约翰·欣克利施用催眠术，使欣克利确信自己爱上了朱迪·福斯特，并为了吸引她的注意，去刺杀里根总统。当通过催眠术使这些思想灌输到欣克利大脑中后，布朗为欣克利提供了手枪，并让他以为手枪是自己为了刺杀行动而购买的。当日在行刺里根之前就将欣克利进行过催眠术，之后又贿赂了法院邀请的精神科医生，让他们给出欣克利精神错乱的诊断结论。在所有的计划与行动中，欣克利对自己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干过什么事情全然不知。在整个过程中，欣克利都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而阴谋策划者在觉察到侦探彼得的调查时，制造了一起车祸将彼得杀死。然而，瑞克的这些推断并没有什么证据。彼得之死对于这件案子的调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那么，想要杀害里根的人到底是谁呢？是出于什么目的呢？至今还是一个谜。瑞典首相帕尔梅被谋杀
瑞典可以说是一个波平浪静的国度。自1779年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在一次化装舞会上被暗杀以来，瑞典在近两百年中没有发生过重要人物遭暗杀的事件，因此瑞典政府要人都不习惯于带保镖。但是，1986年，晴空一声霹雳，瑞典首相帕尔梅被人暗杀了。瑞典首相帕尔梅曾经出任两次首相。帕尔梅在执政期间，为提高瑞典的国际地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坚定地维护瑞典的中立地位，主张建立北欧无核区，反对超级大国的扩张和侵略，同情和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经济独立的斗争，并呼吁发达国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1980年，他倡议成立了“关于裁军和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也称“帕尔梅委员会”)，同年11月，他还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特使调停两伊战争。瑞典首相帕尔梅然而，在1986年2月28日帕尔梅这位杰出的政治领导人的生命却突然结束了。这天晚上，结束了一天政务的帕尔梅和夫人丽丝贝特看电影《莫扎特兄弟》，晚上11点15分时，电影结束，帕尔梅首相夫妇散步回家，在他俩到达一个交叉路口时，一个陌生的人和他们交谈起来，在与首相相距不到两米的地方，陌生人突然举枪射击，帕尔梅首相腹部和胸部中了两颗子弹，他的夫人丽丝贝特背部也受了轻伤。丽丝贝特立即大声呼救，人们闻讯赶来，凶手已经逃窜。子弹打中了帕尔梅的致命处。3月1日凌晨0时6分，医院宣布抢救无效，帕尔梅逝世。就这样，这位国际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和平战士，在萨巴茨医院的手术台上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国家和人民。是谁杀了帕尔梅？为什么要杀害这位“和平斗士”？瑞典政府开始了全面、细致的调查。警察在短时间内就查询了一千五百余人，获得与案情有关的线索一万余条。其中两条线索最有价值，一是当时在现场附近的一位出租汽车司机，曾经看到凶手提着还在冒烟的手枪，登上一辆大众牌“帕萨特”型蓝色小轿车逃走。另外，当时一位女画家曾在斯韦亚瓦根大街同一个跑来的男人迎面相遇。她凭记忆画出了一张据认为是凶手的头像。此人特征：长脸型，高鼻子，黑眼睛，深眼窝，年龄约三十二三岁，样子像中东人。根据这两条线索，警方已检查了二百辆在瑞典注册的大众牌“帕萨特”型蓝色小轿车，并拘押了三十余人，但并没有发现重大嫌疑者。案发后，警方在现场找到了两发子弹，经初步检查是直径9毫米的穿甲子弹。经技术鉴定，这种子弹杀伤力强，能穿透防弹衣。瑞典宣布，在瑞典库存的五百多种子弹中，没有这一型号的子弹。因此，警方倾向认为凶手是外国人。帕尔梅被杀的当晚，就有人给瑞典一家报纸打电话宣称，谋杀案是一个叫“PNK”的组织策划的。瑞典驻联邦德国的使馆也接到电话，来电者称：“我们是赤军派，我们已经杀死了帕尔梅。”3月1日，伦敦的一家国际通讯社也接到了匿名电话，声称是一个叫霍尔格·迈因斯突击队的组织打死了帕尔梅。这个组织同赤军派关系密切。但是警方对匿名电话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这样的谋杀事件似乎不是赤军派的做法。因为赤军通常在每次行动之后，都会发表一个详细的书面公报，说明他们采取行动的动机，而且他们也会在自己的“内部刊物”上作出相应的报道。但是这次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凶手，警方都没有给出答复。也有人怀疑克罗地亚分裂分子与此事有牵连。土耳其报纸推测总部设在叙利亚的库尔德工人党可能同此事有关系。但这些说法都没有证据。在帕尔梅首相被刺后不久，瑞通社收到一封匿名信，声称“欧洲国家社会主义联盟已于2月28日成功地处死了帕尔梅，下一个该轮到维利·勃兰特了”，还说这一决定是上一年9月在希特勒当年的活动据点——联邦德国的贝希特斯加登举行的一次年会上做出的，信的落款是“希尔·希特勒，欧洲国家社会主义联盟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领导人”。后据联邦德国警方提供的材料，这是一个新纳粹组织，该组织早在1972年就扬言要杀死帕尔梅的好友、当时的德国总理勃兰特。直到1988年7月30日，瑞典报纸透露，一直在调查帕尔梅暗杀的埃伯·卡尔松说：土耳其侨民埃尔多安·萨勒卡亚是杀害帕尔梅的凶手，他现年三十一岁，是土耳其被取缔的库尔德斯坦工人党党员。新任的司法大臣安娜·格蕾塔秘密委派帕尔梅首相的密友卡尔松携带司法大臣的介绍信于1988年5月前往伦敦，会见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的官员，并查阅有关的秘密情报资料，特别要求查阅有1985年8月库尔德工人党在大马士革召开的一次会议的记录。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曾成功地窃听了这次会议。伊朗决定要采取行动的原因，是帕尔梅首相多次重申要阻止瑞典向伊朗出口武器。在瑞典的库尔德人极端组织的自相残杀，影响了瑞典的安定，帕尔梅首相下令将其驱逐出境，他们怀恨在心，因而伺机报复。但是其他详尽的资料并没有查到，因此卡尔松对此感到十分遗憾。因此，帕尔梅被谋杀事件的查证就此告一段落。瑞典繁华都市一角在十年之后的一天，即1996年9月的一天，与瑞典相隔千山万水的非洲大陆最南端却传来了与帕尔梅遇刺案有关的内幕新闻。原来自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以纳尔逊·曼德拉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了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特·图图大主教为主任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负责清算种族隔离时代白人种族主义当局犯下的罪行，其主要方式是请前政府时期有关证人出庭作证。1996年9月28日，在审讯南非前秘密警察头目库切时，库切承认前南非秘密警察曾经残酷迫害黑人自由志士，同时披露了令人震惊的内幕：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参与了暗杀帕尔梅的案件。而在此之前，库切的继任者科克上校已做过同样的证词。库切称，杀害帕尔梅的凶手名叫安东尼·怀特，此人至今仍生活在希腊或塞浦路斯。库切证实，科克上校关于南非前政府参与暗杀帕尔梅的证词是确实的。库切说，由于帕尔梅强烈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给予南非国大以有力的支持，因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库切的这一指控公布之后，正在莫桑比克经营一家锯木厂的安东尼·怀特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声称他没有参与刺杀帕尔梅事件，是无辜的。与此同时，瑞典负责对帕尔梅遇刺案进行调查的官员们说，早在1987年他们就获悉南非可能与帕尔梅被刺案有关。但是，有人又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他们认为帕尔梅不可能是由南非前政权派人杀害的，库切等人提供证词是想借此减轻罪行，逃避惩罚。正在对此争论不休的时候，调查帕尔梅被谋杀的凶手又有了新的发现。库切和科克上校在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证时，又指控南非前政权超级间谍威廉森为刺杀帕尔梅的凶手。但是，正在服刑的威廉森虽然承认自己的确有过要谋杀帕尔梅的计划，但是还没有等到计划开始实施，帕尔梅已经被他人谋杀。帕尔梅遇害已经时过三十几个年头了，但是谋杀帕尔梅的凶手却仍然没有抓到。雍正是被江湖女侠所杀吗？
雍正皇帝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他在位时克服各个方面的阻力，在全国上下大规模的开展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实行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取缔陋规等多项工作，由于他态度决断，雷厉风行，清朝的财政状况在短时间内得到明显改善，官吏贪污吏治腐败的坏况都有很大的转变。因此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那么雍正的死因到底如何呢？雍正皇帝即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年～1735年），为康熙第四子，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1722～1735年在位。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吏治废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他克服各个方面的阻力，在全国上下大规模地开展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实行火耗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取缔陋规等。由于他态度决断，雷厉风行，清朝的财政状况在短时间内得到明显改善，吏治腐败的状况都有很大的转变。旅日华人学者杨启樵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但因他为巩固皇权，大肆清除政敌，使政局波澜起伏，血肉相残，所以后世对其评价褒贬不一。雍正十三年的一天，他突然猝死在圆明园内。关于雍正的猝死，人们纷纷猜测，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帝永别人世的呢？雍正皇帝
有人根据清朝时期遗留下来的史料记载发现，雍正是属于长期服用丹药，毒发而亡。据说雍正非常尊崇神仙佛道，于是请来道士娄近垣为他入宫炼丹，娄近垣为此得到了雍正的不少赏金。道士张太虚、王定乾二人听说雍正喜欢迷信鬼神，于是就投其所好，大肆宣扬自己的道术，雍正得知二人之后就把他们也请进宫中为其登坛作法，大献方术。自从雍正四年开始，他就开始服用道士为他炼制的“既济丹”。雍正八年患大病后，又服丹药疗疾。到了雍正十三年八月，他又传旨让道士在圆明园内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炼煮。据此，史学家们分析，雍正之死与这些丹药可能有直接的关系。极有可能是铅在雍正体内长期积聚，毒发致命。这种说法符合科学道理，因此较为可信。还有人据清廷官方史籍，如《清史稿》等，都记载了他是因病而亡。其中记载说他从患病到去世仅仅三天，发病当天还处理政务，晚上病情发作，最终不治而亡。有人推测是一种急症，可能是中风。据说雍正执政期间，事必躬亲，日理万机，面对父皇晚年留下的内忧外患和皇室内部的激烈争斗，常常带病处理政事，积劳成疾，心力交瘁。因而突发脑病，骤然病故是在情理之中的。此外，还有人认为雍正可能是被谋杀而死的。由于雍正阴险毒辣，民间相传他曾经谋反、逼母、弑兄、屠弟、篡位等，因此雍正继承帝位究竟是康熙亲传还是篡位，还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还有人传说他统治严酷，猜忌多疑，刻薄寡恩，这是他性格的弱点，从而容易得罪很多官僚阶级。尤其是清廷采取民族高压政策，各地不断出现反清活动，一些人千方百计要报复他。因而传说他是被女侠吕四娘行刺而亡。圆明园一景吕四娘是明末学者吕留良的孙女。康熙皇帝驾崩后，四皇子胤禛入主大统，改元雍正。此时，清皇朝的基业已十分稳固，“反清复明”的浪潮在统治者的高压之下已转入低谷。但多疑的雍正皇帝仍不放心，一旦发现反对朝廷的蛛丝马迹，就大杀出手，毫不留情。雍正年间，湖南秀才曾静因不满清廷统治，上书陕西总督岳钟祺（岳飞的后裔）策动反清。事后，雍正就此事大做文章，对案犯严加审讯，广肆株连，由此引出浙江文士吕留良文字狱案。曾静等人锒铛入狱，后被满门抄斩，吕留良一家也未能幸免。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当时因在安徽乳娘家中，幸免于难。雍正为了斩草除根，曾下谕令“外边传有吕氏孤儿之说，当密加访察根究，倘或吕留良子孙有隐匿致漏网者，在卿干系匪轻。”年仅十三岁的吕四娘秉性刚强，得知其全家祖孙三代惨遭杀害，悲愤填膺，当即刺破手指，血书“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八个大字。于是只身北上京城，决心替全家报仇。途中巧逢高僧甘凤池，四娘拜其为师。甘凤池教授吕四娘飞檐走壁及刀剑武艺。之后四娘又以选妃之名混进皇宫，后在雍正召其侍寝时以短剑将雍正斩首而亡。此种说法看似头头是道，但是这种说法仅仅在《满清外史》和《清宫遗闻》等野史或民间传说中有过记载，令人不敢采信。有人认为吕四娘不可能在“吕留良案”中侥幸逃生，至于到戒备森严的圆明园行刺则更是很难成功的。因而认为“被刺”说不能成立。雍正生前就有许多事情笼罩着层层神秘的面纱，他的死因更是说法各异，猜测纷纷，竟成了一桩奇案。韦昌辉为何诛东王杨秀清？
洪秀全、杨秀清，都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他们虽然从西方搬来了基督教的一些教义，但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潮的信息，几乎没有影响到他们，这就决定了这场轰轰烈烈、规模空前的农民革命，只能在旧式农民战争的范围内徘徊。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把杨秀清锤炼成了太平天国内部唯一能够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人物。洪秀全及太平天国广大将士，对杨秀清这样一位杰出人物，曾经为太平天国革命所建树的功绩，给予了肯定评价。但是他居然被韦昌辉给杀了，难道其中有什么玄机吗？韦昌辉是太平天国前期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850年金田“团营”时，韦昌辉协助杨秀清处理军务。起义后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建立军师和五军主将制度。韦昌辉被封为后护右副军师，领右军主将。永安封王时，韦昌辉被封为北王，六千岁。韦昌辉在太平天国的领导地位仅次于洪秀全、杨秀清而居第三。洪秀全与杨秀清矛盾激化时，韦昌辉从江西连夜赶回天京，包围东王府，诛杀杨秀清全家。之后又扩大事态，杀害杨秀清部属两万余人。石达开回京责备他滥杀无辜，韦昌辉竟屠戮石达开全家。韦昌辉的残暴妄为引起公愤，被天王洪秀全下令处死。令人不解的是，韦昌辉杀死杨秀清的第二年，杨秀清的“东王”名号被恢复，后来，杨秀清被处死之日还被洪秀全定为“东王升天节”加以纪念。韦昌辉塑像
东王杨秀清到底是被韦昌辉奉命所杀，还是被韦昌辉擅开杀戒所杀呢？史学家们参考了大量文献企图找到问题的答案，但是最终还是众说纷纭。杨秀清早年加入了拜上帝会。但是在1847年，冯云山被捕，洪秀全外出营救，此时拜上帝会无人来主持。这时杨秀清便设计假装天父附体解除险情，这样杨秀清取得天父代言人的地位，自称是天父的第四子。金田起义后，杨秀清封东王，称九千岁，掌握军政大权，成为太平天国前期实际指挥者。杨秀清自恃功高，常以自己是天父第四子的名义，与天王洪秀全明争暗斗，否定洪秀全的主张。建都天京后，洪秀全要刊印新、旧约圣书，杨秀清就下令中止；洪秀全要否定孔孟学说，杨秀清则给予肯定；杨秀清还以洪秀全苛待宫中女官为借口，演了一场“天父下凡”附体的把戏，杖责洪秀全；杨秀清还对同僚诸王苛责挫辱，加以压制。太平天国取得天京外围战胜利后，杨秀清不免有些志得意满。一天，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召洪秀全至东王府问道：“东王功高，为何仅称千岁?”洪秀全无奈答道：“东王打江山，理当称万岁。”东王又问：“东王世子也仅是千岁吗?”洪秀全急忙说道：“东王既是万岁，东王世子也是万岁，世代相袭皆为万岁。”杨秀清竟逼洪秀全封他万岁。这些行为充分暴露了他想篡权夺位的念头，当然洪秀全也知道杨秀清的阴谋，于是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异常尖锐起来。那么，杨秀清之死是不是洪秀全指使韦昌辉做的呢？杨秀清塑像有人认为洪秀全并未下诏，而是天京内讧，北王杀掉东王杨秀清。首先，太平天国重要将领李秀成在其自述中写道：“翼王与北王密议，单杀东王一人。”《石达开自述》叙述道：“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人洪仁玕在叙述北王、东王在天京内讧、互相残杀时，也未提及洪秀全密诏之事。其次，在太平天国文书史料中，迄今未曾发现有关密诏的任何记录。可见，韦昌辉杀杨秀清纯属内讧仇杀，并非洪秀全指使。如有密诏必是韦昌辉蓄意伪造。那么，韦昌辉为什么要杀杨秀清呢？储枝芙所著的《皖樵纪实》可以帮我们找到一些答案：“贼首伪东王杨秀清，伪北王韦昌辉自相残杀。初伪天国事俱奉伪东王令，至是伪北王忌而杀之。”杨秀清在天国发号施令，一手遮天，令韦昌辉忌恨至极欲除之后快。杨秀清毫无戒心，派韦昌辉出征江西。韦昌辉却出师不利，连吃败仗。按太平天国军规，战场失利要受重处。韦昌辉料定难逃军法惩治，就偷偷溜回天京向洪秀全求情。洪秀全却说：“派你支援庐州如何擅自返京?此乃死罪。你速去东王府请命，若是东王赦你无罪，须火速增援庐州，不得迟缓。”韦昌辉大失所望，于是韦昌辉又想起了平日杨秀清傲慢骄横，对自己的部下要求过于苛刻，而且这次杨秀清必定要治他的罪。于是为了替众将士一解心头之恨，也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就先下手为强，一举杀掉了杨秀清。事后，他又屠戮了东王部属两万余人，遭到天京军民的一致谴责。当石达开指责他滥杀无辜时，他又杀掉翼王石达开全家。洪秀全雕像另一种观点认为韦昌辉杀害杨秀清，是因为韦昌辉收到了洪秀全下的密诏，才干的。如果没有洪秀全的授意，韦昌辉又怎么敢、又怎么能私自率大队人马进得了戒备森严的天京城、围攻东王府、杀掉杨秀清呢?诛杀东王应是洪秀全的本意。李滨的《中兴别记》载：“伪北王韦昌辉承天王诏，以计刺杀伪东王。”两江总督怡良认为：“杨逆向洪逆索取伪印，意图并吞，洪逆将韦逆调回杀死杨逆及其家属。”《剿平粤匪方略》也载：“查杨逆被洪逆所杀。”另一外国人雷诺兹在《中国之友》上撰文回忆道，韦昌辉告诉秦日纲与他一道返回天京。来到天京城外，韦昌辉才对一无所知的秦日纲传达天王密令：杀杨秀清。当时的一些官员、文人也都记录是洪秀全密诏诛杀杨秀清。据知非子《金陵续记》所述，洪秀全“遣腹贼至江西调北贼韦昌辉回金陵。”另外，据太平军中的外国炮手麦高文《东王、北王内讧事情始末》记述：“洪秀全于昏聩懵懂之中顿时醒悟，立刻诏令当时出征江西的北王韦昌辉以及奔赴丹阳的顶天侯秦日纲及其他首领回京勤王。北王和顶天侯二人应召返京。”诸多的史料记载表明是洪秀全指使韦昌辉杀害杨秀清的。杨秀清逼迫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这的确是事实，洪秀全对此深表憎恶，以至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的确也是事实。但是，是不是洪秀全指使韦昌辉利用借刀杀人这种方法来除掉杨秀清呢？其中的答案或许只有洪秀全和韦昌辉才知道吧！康有为有没有谋围颐和园？
造反、叛乱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也是历代皇帝最害怕的事情。毕竟造反、叛乱必然会动摇统治阶级的地位，也会影响到他们统治的权威。康有为作为一个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在当时的朝廷中也是有一定地位的，当年“兵围颐和园”之事，到底康有为有没有图谋此次计划，成为了一个人们探讨的话题。康有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陈千秋、梁启超协助编纂）、《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欧洲十一国游记》、《广艺舟双楫》等。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他领导了中国知识界的启蒙运动。先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其后，他以进书和进谏的方式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康有为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敢于像康有为那样把他们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议和设想反复向皇帝提出。在我国历史上，他首次倡导了政治体制上的中西结合，最早在中国提出了立宪政体，并提出了具体的宪政方案：兴民权、设议会、进行选举和地方自治，在坚持儒家传统和帝制的前提下，逐步学习西方的立宪经验。康有为塑像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维新变法运动。“百日维新”把这一运动推向高潮。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从颁布新政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人杀害。所有新政措施，除了开办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于是这场维新运动宣告失败。中南海瀛台，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帝的地方在这过程中，康有为究竟有没有图谋围颐和园、劫持甚至杀死慈禧太后的计划，至今未有定议。对于这个问题，康有为也曾经坚持否认自己曾经图谋围颐和园并且逮捕慈禧太后。他的《上摄政王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宫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其实，这里康有为是在说明此次谋围颐和园的情况是袁世凯在故意捏造事实，而清朝政府听信的这些虚造的情报，于是种种事变的发生就在所难免。对于“兵围颐和园”的事情，金梁先生也曾经当面问过康有为，此事是否属实，但是康有为愤然反驳：“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这都是荣禄、袁世凯等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罢了!”尽管康有为本人极力为自己争辩，但是，也有不少资料表明康有为当年的确谋围颐和园、逮捕慈禧太后：康有为的密友王照逃亡日本后，与犬养毅的笔谈中说：“围禁慈禧之谋，蓄之已久，南海(即康有为)因言用兵夺权之计，余已再三面驳，故又令他人言之，以全颜面，然深信此诤友必不泄也。”颐和园一景戊戌政变时，康有为就被清政府判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之罪，后来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叙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详情，当时谭嗣同说：“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禄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曾经说，维新志士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前夜访袁世凯，要袁世凯派兵围颐和园，并有“不除此老朽，国不得保”之类的话语。这些表明康有为曾经的确希望通过借助袁世凯的军事力量，来一举制服慈禧太后的顽固势力的反抗。袁世凯此外，谭嗣同好友、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所写日记《诡谋直纪》，也证实康有为的确有“围园杀后”的密谋。毕永年的日记里曾经写道：康有为曾召毕永年到自己的房间，告诉他说：“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又说：“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人。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毕永年认为假如袁世凯另有图谋的话，仅仅凭借康有为一人的力量是无法驾驭袁世凯的。但是康有为又回答说：“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即慈禧太后）而废之可也。”后来又有人告诉毕永年：“顷梁君谓我云，先生(指康有为)之意，其奏闻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这些日记、笔谈中所记录的又不得不让人相信康有为当年的确谋围过颐和园、逮捕过慈禧太后。但是，也有人提出，康有为计划在袁世凯围颐和园时，另派人捕杀慈禧。康有为替光绪帝聘请的新政顾问是一位名叫李提摩太的英国传教士，在商讨保护光绪帝的办法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曾经邀请他来参与，所以李提摩太应该是当时维新派谋划的知情者。因此，他所说的也必然有一定的可参考性。他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慈禧)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借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划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还说：“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闭起来。”对于这种说法，持有赞同态度的人也有不少。那么，以上观点看似都有一定的道理以及可参考性，但是史实是否是这样，我们也不得而知。据说当年康有为在临死之时还一口否认自己曾经密谋过此事，难道康有为真的是被冤枉的吗？“红丸案”秘事
小事情往往酿成大灾难。在明末时期，小小的红丸竟然造成了一桩大祸，致使明光宗朱常洛命丧黄泉，也引发了一场历史上很难判得清的奇案。所谓“红丸”又称红铅丸，是宫廷中特制的一种春药。据说，“红丸”制法很特别：是取用童女首次月经，并盛在金或银的器皿内，并且再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连煮七次，浓缩成浆。再加上乳香、没药、辰砂、松脂、尿粉等拌匀，用火提炼，最后炼为蜜丸即成药。据《明实录》记载，嘉靖年间，为了配制“红丸”，前后共选少女一千零八十人。嘉靖二十六年的二月，从民间挑选十一至十四岁少女三百人入宫，三十一年十二月又选三百人，三十四年九月，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者一百六十人，同年十一月，又选湖广民间女子二十余人，四十三年正月选宫女三百人。为了制出这红丸，竟然如此多的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都成了嘉靖皇帝的“药渣”。也正是这个原因后来引起了一场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宫女暴动。然而，这小小的红丸却酿成了历史上明末时期的一桩大奇案——“红丸案”。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于是，万历的宠妃郑贵妃为了讨好朱常洛，投其所好，送了八个美女供他享用。朱常洛身体本不强健，此番又与这些女子淫乐，渐渐体力不支。登基仅十几天，就因酒色过度，卧床不起了。《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可以考证。朱常洛可是，他并不节制自己，照样整日寻欢作乐。一天夜里，为了寻求刺激，朱常洛服了一粒“红丸”，结果，狂躁不已，狂笑不止，精神极度亢奋。次日早，侍寝的吴赞连忙请来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不知皇帝是阴虚肾竭，还以为是邪热内蕴，下了一副泄火通便的猛药。结果，朱常洛一夜腹泻三十余次，危在旦夕。这下子，闯了大祸，朝廷上唇枪舌剑，吵声骂声不绝于耳。重臣杨涟上书，指责崔文升误用泻药。崔文升为自己辩解，反驳说明并非误用，而是皇帝用了“红丸”造成病重。东林党人马上强调，不但崔文升用药不当，还拿“红丸”之事败坏皇帝名声……无药可救的朱常洛，躺在病榻上在病危之际，还依然念念不忘“红丸”，想要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当即奉上了颗红色丸药，朱常洛服后，没甚动静。晚上，朱常洛又要求再服一丸，李可灼又奉上了一颗红色丸药。结果，没多久，皇上就手捂心口，瞪着两眼，挣扎几下，一命呜呼了。此时距朱常洛登基继位才仅仅三十天，朱常洛在位时间是如此地短暂，实属朝廷的“不幸”。两颗“红丸”，一条人命，震惊朝野，酿成大案。难道那两粒红色药丸不是“红丸”?它到底是什么药?又是怎么给调的包呢？为什么在皇帝病重之时，要给皇上服用这种丸药?崔文升和李可灼怎么这么大胆?那么他们二人有没有幕后指使者呢?对于红丸引发的明末宫廷死亡案，当时宫内的各党派斗争激烈，从而也使各党派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有人认为，李可灼奉上的“红色丸药”就是“红丸”，红铅丸，是普普通通的春药。春药属于热药，皇帝阴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对症下药。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只是想乘机讨好朱常洛，但是他却时运不计，最后落了个谋杀的罪名。有人认为，朱常洛本已病危，再拿春药给其吃，有悖常理。李可灼明知自己不是御医，病人又是皇帝，治出了问题，脑袋都保不住，为什么还这样大胆给朱常洛药呢?况且，朱常洛纵欲伤身，急需静养，怎么还用此药呢？由此推断，李可灼必然是受人指使，有意谋杀皇上。再一追查，崔文升曾是郑贵妃属下之人。难道崔文升是受郑贵妃的指使下药想害死朱常洛不成？还有人认为，那红色丸药是道家所炼金丹。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则名利双收，死了算是病重难救。李可灼很可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魏忠贤铜像另外，当初是首辅大臣方从哲把李可灼带进宫来的，也要追查方从哲。方从哲想逃脱罪责，慌忙上书请求退休。可是退休之后，声讨他、要求严办他的书文还特别多。方从哲一面竭力为自己辩护，一面自请削职为民，远离中原。方从哲这些亟亟推脱的行为，又怎么能让他逃脱嫌疑呢？最后，一位刚入阁的、与双方都无牵连的大臣韩圹上书才平复了众议。崔文升被贬放南京，而李可灼则被判流戍。当时“红丸”案算了结了。可是，众人对“红丸”案还有疑问，毕竟这个案件的主谋还没有弄清楚，或许真正的主谋还在逍遥法外。天启年间，红丸案又在宦官魏忠贤的审判下得以翻案。于是，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高攀龙投池而死。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被开除了官籍，夺去所有官阶封号，定了流戍。崇祯年间，惩办了魏忠贤，又将此案翻了回来。到此，事情并没有终结。崇祯死后，明王朝又一次将此案件为题材挑起党争，一直持续到明王朝彻底灭亡。不论杀害朱常洛的真正凶手是谁，这已经成了历史上一桩未解的奇案。但是小小红丸惹起的党争，却是历史上不可争辩的事实。血溅佛堂案
佛堂本是清净之地，是让人修心养性、净化凡事尘俗的地方。然而，在清修禅院的大殿佛堂里发生的血溅佛堂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佛堂中倒下的人却是北洋军阀孙传芳，然而，这场血案中却暗含着许多不解的谜团。天津八大家中的李大善人李春城家的家庙，位于天津南开区东马路清修胡同。李家在天津很有势力，特地从北京怀柔资福寺请来清池和尚住持清修院，匾额“清修禅院”是请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给提的。1933年勒云鹏联合孙传芳等人要求与李春城的长孙李颂巨商议，但其实这仅仅是名义上的商议，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决定把清修禅院改为“居士林”，勒云鹏任林长，并自封为是“首席居士”，孙传芳出任副林长。而且定了个惯例，每周日居士要到居士林来诵经。孙传芳1935年11月13日下午，天津秋雨缠绵，寒气袭人。在东南城角草厂庵清修禅院的大殿佛堂里，却炉火熊熊，温暖如春。居士林的男女居士们正襟危坐，参禅听经，香烟缭绕，气氛肃穆而庄严。这时突然有一辆马车停在居士林前，从车上下来一人，这个人中等身材，短发，白净脸，两道短眉毛，一双三角眼，蒜头鼻子，小薄片儿嘴，颌下无髯。别看这位长的貌不出众，来头可不小，这就是北洋大军阀孙传芳。他在北洋时期曾经是陆军第二师的师长、还是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浙闽巡阅使、浙江军务督办和苏、皖、浙、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可以说是威震一方。由于在作战中被北伐军给打败了，因此才每天来这里礼佛诵经。佛堂大殿高大深广。今天是居士林例行讲经的日子，来到禅院里，雨中的大雄宝殿更显得清静透彻。天津著名的富明法师正端坐在大殿正面，登坛讲经，大殿中三三两两地站着来听法师讲经的信徒。佛堂里一片肃静，居士们屏息凝神，全神贯注地倾听法师的讲解。就在这庄严肃穆的殿堂里，就在这些看破红尘、脱离尘俗的佛教居士们中间，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在空旷的大殿里显得分外响亮和吓人。只见随着响声，孙传芳正往下倒，前额上一个血洞，血和脑浆正不住地往外流，富明法师心都提到嗓子眼。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子弹从右太阳穴打入，却从左边的额头穿出，富明法师这下看清楚了，正是在女居士中第三排站着一位体型微胖的中年妇女开的枪。她手中拿着一支比利时出产的勃朗宁手枪，咬着牙、瞪着眼，看着已经倒下的孙传芳。在场听富明法师诵经的人们早已经乱作一团，第一声枪响，这些人就都连滚带爬的往大殿外边跑，等到放第二枪，大殿上就没剩几个人了。尽管孙传芳脑浆横流，但是这个妇女还觉得不解恨，走到近前，照着孙传芳身上又是一枪，这一枪打在腰上，子弹从前胸又穿出来了。这时，这个妇女扔掉了手中的手枪，对大家高喊：“大家不要害怕！我是为父报仇，只杀一人，不伤旁人……”说着，这位妇女就坐在了一边，等待着警察的到来。没一会儿，警察厅来人了，把中年妇女上了手铐，带往法院拘禁。施剑翘在去警察局的路上，中年妇女从怀里掏出早已经准备好的一沓子传单，一边走一边扬手散发，传单上写着：“各位先生，我施剑翘今天打死孙传芳是为我的先父施从滨报仇，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唯血溅佛堂，有污清心，惊骇各位，施剑翘谨表歉意。”下款“报仇女施剑翘”，另外，旁边还有个拇指印。第二天，各报纷纷报道了民国初年声名显赫的军阀孙传芳被刺的重大新闻，并刊登了女刺客施剑翘事先拟好的《告国人书》和传单文字。河北省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孙、施一案。在法庭上，两家展开了激烈的法庭诉讼，最后，做出了对施剑翘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的判罚。后来冯玉祥、于右任、李烈钧、张继等人向国民政府请求，终于，在施剑翘入狱一年后，国民政府发了特赦令，赦免施剑翘。对此，人们不禁要问，这位杀人犯施剑翘究竟是什么人物，竟然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后来人们才明白刺杀孙传芳的那位妇女就是前山东军务帮办、被孙传芳杀害的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她刺杀孙传芳是为父报仇。1924年江浙战争中，孙传芳奉曹锟之命，出兵援助江苏的齐燮元，从背后突袭浙江。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战败，孙传芳收编了卢部五个师，实力大增，后又突袭上海、江苏的奉军，并乘胜攻向安徽和江苏北部。奉军和鲁军张宗昌部集中徐州，向孙传芳反攻，以山东帮办、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率部进占蚌埠，张宗昌率部在后掩护跟进。孙传芳调动两师精锐兵马从左右以钳形攻向蚌埠，截断鲁军归路，围歼了第四十七混成旅，活捉施从滨。但是对于为什么冯玉祥会出面救施剑翘呢？有人说施从滨原是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下，任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有个四弟施从云，曾经参与过辛亥革命滦州起义，与冯玉祥曾经是战友，因此冯玉祥等人在这种关系上才会为施剑翘说话。另外存在一种说法，认为国民政府之所以能赦免施剑翘，是因为蒋介石想杀孙传芳，施剑翘帮蒋介石除了眼中钉，所以送了冯玉祥这么个顺水人情。1933年，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在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被刺杀，后来传出是执行当时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制裁令，本来想也把孙传芳杀了，但当时孙传芳置身天津租界，而且深居简出，暂停了汉奸活动，所以，还没对孙传芳下手。基于此，蒋介石可谓是借刀杀人，以了心里的不快。那么，究竟是不是施剑翘出于私仇而杀死孙传芳的呢？施剑翘在坐了一年的牢房之后被特赦释放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带着这些疑问，史学家们将继续探寻着这个未解的谜团。